最近，时常会想起孩提时代的点点滴滴，它们隐隐约约，时隐时现，好像很快就要消失似的。为了留住这些点点滴滴，闲暇时想起来就写一点，等没牙时用来咀嚼、消遣和度日吧！

 

      

     流逝的记忆（1）：出生地

我是个记不住“过去”的人。孩提时代的记忆大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飘散，留下的不多，而且大都已模糊不清。不过，偶尔也能记忆起一些。我出生在中国版图最北端的一个名叫“喇嘛昭”（后改为“汗德尕特”）的地方。过去，人们常说，汗德尕特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可现在，因为那里的岩画古墓群以及新近开发的五指圣泉、鹿鸣雪山瀑布、乌梁海蒙古族风俗文化等旅游景点而小有点名气了。汗德尕特是阿勒泰唯一一个蒙古乡，那里生活着蒙古族一支古老的部族——乌梁海人，他们传统上以狩猎为生，至今依旧保留着部分狩猎人的生活习俗。

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对我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时，身体很弱很弱。三个月大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乡里的赤脚医生告诉母亲说，“这孩子不行了，你还是抱回去吧！”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腹泻，连续拉了三天。到家后，母亲把我包裹好，放在床上，一天后我居然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邻居们都说我命硬，阎王爷不忍心收留我。我五岁时候，由于父亲的家庭出生不好（富农分子），被当地政府流放到额尔齐斯河畔的一个牧业小队，隶属于汗德尕特乡。我模糊地记得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走了好几天才抵达。那是一个很小的聚落，好像只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一户汉族，其余的都是哈萨克族牧民……  

 

(第三和第四张是美丽的额尔齐斯河；最后一张就是五指泉）

 

流逝的记忆（2）：两个淘气鬼

父母下地干农活时，常把我们哥俩关在破旧的房屋内。那时，弟弟已经三岁多，正是很顽皮的年龄。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家闷得难受，就把家里的一只花猫用线绳吊在房梁上打着玩，不想竟然把猫咪给弄死了。我们怕母亲回来打骂我们，就把它藏匿在一只装羊毛的编制袋里。晚上，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捻毛线，给一家大小织毛衣或毛袜。当她伸手去拿毛线时，差点没被吓死。等母亲缓过神来，问我们是谁干的坏事时，我们哥俩都不够意思，没有谁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而是相互揭发，相互告密。其结果是，我们哥俩都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谁也没能躲过去……。弟弟小的时候，虽然像个跟屁虫，我到哪里他到哪里，但他满肚子的坏水，特别有主意。实际上，那次“花猫之死”事件的主谋是他，我只不过是个帮凶而已。

我还隐约地记得，当时粮食非常紧张，我们哥俩常常吃不到白面馒头。家里偶尔蒸点馒头，母亲一定会把剩下的馒头，装在柳条编织的篮子里，高高地挂在房梁上。但我和弟弟总会想到办法把篮子取下来，偷吃一些，然后再把篮子挂上去。当然，偷吃馒头的主意也是他出的。不过，我也有偷吃的想法，自然一拍即合。那时候的馒头，吃起来可真香，现在再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

 

     流逝的记忆（3）：长毛的鱼  

       

由于粮食不够吃，父亲常常在夜里去额尔齐斯河里捕鱼。这里说的捕鱼，与渔民传统上的捕鱼是两码事。我们没有渔船，也没有渔网。父亲约几个当地的老乡，带上铁锹等工具，找个小河汊，将其堵截起来，等河汊里的水流干后，下河去捡拾搁浅了的鱼儿就是了。那时，额尔齐斯河的鱼可真多。父亲出去一夜，第二天早上可以带回来好几麻袋的鱼，各式各样，大小都有。母亲会煮上一大锅，让我们美美地饱餐一顿，把剩下的开肚、洗净，然后用细铁丝串起来，挂晾在院子里，待日后食用。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由喀依尔特和库依尔特两条河汇流而成，中途还有喀喇额尔齐斯河、克朗河、布尔津河、哈巴河等支系汇入，最后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湖，再向北经过俄罗斯境内注入北冰洋。额尔齐斯河里有不少奇特的鱼。记得有位打鱼的叔叔曾给我们家送来一条身上长毛的鱼。我还依稀地记得当时叔叔和爸爸给鱼剥皮的情景。那条鱼很大，可能有一米来长，身上除了长着黑褐色的毛之外，还零星地长着一些鳞片。因为毛刮不下来，叔叔和爸爸就只好像杀羊那样给鱼剥皮了。现在想来，那一定是一种稀有品种，如果留下来做成标本或者卖给水族馆，其价值一定比其营养价值更高，说不定人类又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  

      

 流逝的记忆（4）：凶猛的洪水

不记得那是哪一年了，但肯定是在春夏之交，额尔齐斯河水泛滥成灾。我还隐约记得门前一片汪洋，天水相连。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木船，我们全家匆匆忙忙地上了小船，向位于戈壁滩高处的兵团聚落划去。记不起我们的小船在滔滔洪水中漂流了多久，但一定很久，因为我还记得我和弟弟都在船上睡着了。到兵团驻地后，我们好像寄居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我们撤走后不久，整个村落都被洪水淹没了。那次经历太可怕了，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现在想想，我现在之所以怕水，很可能与儿时那次可怕的经历有关。难怪有心理学者认为，儿时留下的痛苦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甚至可能会改变他或她的性格。这说法到底对不对，我没有验证过，但我确信，至少会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从而又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

  

流逝的记忆（5）：故事里的野狼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野狼吃小孩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村落四周常有野狼出没。我现在还比较清楚地记得这类故事中的一个：有一天，一个妇女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她一个人走在戈壁荒滩上，几公里之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烟。当她翻过一座土坡后，发现不远处有一只恶狼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她。这时，往回跑已经来不及了，四周又没有人烟。这妇女想了片刻，便把襁褓中的孩子放在路中央，自己掉头便往回跑。她回去后，叫了几个男子，手提棍棒赶回来救孩子。按常理，等她叫人返回来，孩子早就被恶狼吃掉了。可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赶到时，襁褓中的孩子正在和恶狼玩呢。眼前的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和疑惑……。最后，他们赶走了恶狼，救回了孩子。还有一个故事是父亲讲，据说是真人真事。兵团的一个男子来我们村里做客，返回时，天色已晚。当他走出河谷时，发现百米之外有一群狼正朝他走来，他当时被吓懵了。几分钟之后，他才缓过神来。不知从哪里听说过，狼怕猎枪。于是他从身边捡了根一米多长的木棍，作出端枪的姿势指向狼群。狼群还真的被他的架势给唬住了。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只见狼群掉转方向，迅速地消失在暮色之中。诸如此类的故事听了很多，其中不乏很多不听大人话的小孩被恶狼叼走吃掉的故事。大人们讲得绘声绘色，孩子们吓得曲卷在母亲的怀里。尽管很害怕，可还是不断地要求大人们不停地讲。

现在想来，处于那种荒野的环境中，晚上或闲暇时，大人常给孩子们讲述有关恶狼吃小孩的故事是有实际意义的。人类学家跨文化的研究早已证明，在初民社会或现代化浪潮没有波及的偏远聚落中，讲故事实际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之一。虽然我们当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狼，但从大人讲的故事中，狼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这些小孩的脑际中。它们凶残、狡猾，长着一双在黑夜里会发光的绿眼睛，直立的耳朵，还有一条不会卷曲的长尾巴。这些常识或民间知识，对于我们日后真的遇见狼时迅速地辨识并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应该是有用的。

 

流逝的记忆（6）：故事里的恶鬼

那时，乡村的日子过得很悠闲，农民除了种地，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做，人们没有更多的奢求，混饱肚子就行。与其他北方地区一样，额尔齐斯河的冬天很冷。农民们只是在春、夏、秋季下地干些常规性的农活，冬季一般都闲在家里。在冬季农闲的季节尤其是在晚上，孩子们总爱围拢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故事，其中讲得最多的是鬼故事。从他们的讲述中，孩子们了解到什么是鬼，什么是恶鬼。从众多的描述中，鬼的形象在孩子们的心里也逐渐清晰地勾勒出来：鬼长得和人差不多，但样子很恐怖；有身子，但没有影子，也没有重量；还会变形，可以穿过任何东西；有眼睛，但常常是流着血的；有双腿，但不会走路，常常是飘或者飞；有头发，但从来不梳理，总是披头散发，等等。他们总是在夜间尤其是深夜里现身，总是身着白色衣裤或衣裙在没有灯火的地方出没。女鬼们喜欢在夜间照镜子，所以人们一般都不敢在夜里照镜子，怕看到女鬼。在动物中，鬼最怕公鸡和狗，听到鸡鸣或狗叫他们就会逃之夭夭。他们也怕火和鸡血或狗血之类红色的东西。另外，他们还怕锋利的刀和扫地的笤帚等物件。

那时候，村里没有电，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光线非常暗。有时候故事听到一半，到院子里撒尿，怕得要命，回来关门时常常会把自己的一只脚关在外面，被门夹住，痛得要死，可又不敢吱声。

对于人世间是否真的有鬼，没人能说得清。正如毛爷爷他老人家所说的那样，“信则有，不信则无“。本人虽是立场坚定的中共党员，但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人世间的许多问题，仅靠科学是无法解释的。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我的观点了。记得我们刚搬迁到额尔齐斯河畔那个无名的小村落不久，有一年大年除夕夜里，我和弟弟在床上睡觉，父母在煤油灯下包饺子。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弟弟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口吐白沫。父亲急忙将他抱起来，弟弟的身体软的像一根煮熟了的面条，当父亲搂着他的腰身时，他的头和脚几乎快碰到一块了。母亲一边用拇指掐他的人中一边呼唤他的乳名。这时只听到弟弟满口讲着流利的哈萨克语，而且是女人的声音。谁都知道，那时弟弟一点哈萨克语也不会。巧就巧在村里前一天有一个哈萨克妇女去世。这时，母亲马上意识到是鬼魂附体。她马上取来一把长刀，一些糖果，又烧了一堆纸，用长刀在弟弟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折腾了好一阵子，弟弟才慢慢清醒过来。醒来后，弟弟说他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草原，有成群的牛羊等等之类不着边际的话。有谁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清楚这件事情的缘由呢？依我看，没有！如果有，那也一定很牵强，或许还有点胡搅蛮缠……

 

流逝的记忆（7）：故事里的常识  

 

在额尔齐斯河畔生活了两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家又搬迁到了一个距汗德尕特乡十六里地的汉族村落，但我们家当时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一个叫“雀儿海”的地方，距村落有四里地左右。那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屋前有一条小河，屋背后是不太高的山丘。有一天傍晚时分，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耍，母亲在家做饭。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只灰色的饿狼正站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哥俩。幸好弟弟抬头看到那只托着长尾巴的东西，弟弟拽了拽我的衣袖。我们哥俩由于以前听了很多关于狼的故事，马上辨认出那是一只大灰狼。我们起身便冲进屋内，告诉母亲有一只大灰狼进了院子。母亲从门缝里看了看，证实那就是一只狼，便从炉膛里抽了一根燃烧正旺的木柴从门缝里抛向那只狼。狼是很怕火的，见到燃烧的火棍，狼扭头便跑出了院子，朝屋后的山丘跑去。

现在想想，如果我们小时候没有听过有关狼的故事，如果我们的脑际中没有狼的形象，或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没有狼这个符号，恐怕我们哥俩或者其中的一个早就成了那只饿狼的美餐了。

在人类学家所了解的所有民族，无论其社会类型怎样，都有一个高度复杂的符号交流系统，即语言，语言是一种符号，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即一个词或短语能够指代与其没有关联的事物。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意味着父母可以告诉孩子，比如说，狼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应该躲开它。然后父母再描述狼的长相、毛色以及它所特有的体态特征等。父母还可能会告诉孩子狼常出没的地方以及如何躲开它等等一些知识。有了这些知识，孩子今后一旦遇见狼，他们就可能会想起“狼”这个符号词语，也可能会想起父母的忠告，从而避免危险。假如语言没有符号功能，那么，父母就得等到孩子真正见到狼时才能告诉他们有关狼的一切知识。感谢上苍赐予我们人类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的能力！

 

流逝的记忆（8）：神奇的鸡冠蛇

大多数孩子对于蛇的认识和了解，最初也是通过语言符号或者图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还没有见到蛇这个危险的爬行动物之前，通过父母或其他人的描述，蛇的长度、粗细、颜色、形状和行走方式等特性以及蛇的危险性就已经为孩子们所熟悉了。有了这些关于蛇的知识，或者说是常识，在他们见到真蛇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就是象征符号的意义所在。

我们家搬迁到雀儿海时，那地方还是一片荒野，四处杂草丛生。八月的一天，我和弟弟在野地里追逐嬉戏，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蛇，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鸡冠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一条罕见的剧毒鸡冠蛇，只知道那是一条奇怪的蛇，尤其是蛇头上火红色的鸡冠子，很好看。回去告诉爸爸，他不相信，说蛇头上怎么可能长鸡冠子呢，可是我和弟弟确实看到了长着鸡冠子的蛇。

事实上，确实有长着鸡冠子的蛇，学名就叫“鸡冠蛇”。据行家介绍，这种蛇剧毒无比，可直立上身，还会腾飞数尺。传说，这种蛇很聪明，会腾空与你比个头，如果跳得比你高，那么你就死定了；如果不如你高，它会知难而退，悄悄溜走。这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人验证，也没有人敢去验证。幸运的是那条蛇没有与我们比个头，我们只是在几米之外看着它溜进了杂草丛中。不知为什么，那条鸡冠蛇留给我们哥俩的印象特别深，至今我们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想没有多少人能有机会见到这种蛇，能见到传说中的“蛇精”，也算是一种机缘吧，愿它能为我们带来好运！

流逝的记忆（9）：对外界的好奇与渴求

从雀儿海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耸立在天边的皑皑雪山。那时的我，时常会望着云朵下面的雪山发呆，脑海中会闪现出许多古怪的想法。记得当时最想知道的是，雪山的另一边会不会有人，他们长的和我们一样吗？那里的孩子会不会和我们玩一样的游戏？雪山顶上依稀可见的影子（实际上是高大的松柏）是不是背着枪巡逻的解放军叔叔？当时的我，成天都在琢磨诸如此类的奇怪问题。有时候，也会在母亲做饭时问问她，可得到的答复总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暗自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翻过雪山亲眼去看看，雪山那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对外界的向往，对同类群体的渴求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应该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一种本能特性。正是这种本能特性，促使我们的远祖不断迁徙、不断地拓展领地，以寻求新的生活资源。人类神话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兴许也与人类这种本能特性有关。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人类起源、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初理解，是原始人类表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答的诸多问题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虽然神话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原初对其自身及周围世界的理解。

 

流逝的记忆（10）：神秘的小矮人

关于精灵小矮人，世界各地有许多传说。现在精灵小矮人已被编成电子游戏，为儿童世界所熟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精灵小矮人，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报道称，某某人曾亲眼看到过小矮人，但都缺乏可靠的证据。我曾看到过两则这方面的报道，都是国外的，描述得栩栩如生、真切可信，但也只是报道而已，没有权威性的定论。

我这里将要讲述的精灵小矮人的故事，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虽然不是我自己亲眼所见，却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亲身经历的。其可信度究竟有多大，还请诸位自己辨识和评判。那是某年夏季的一个黄昏，在阿勒泰将军山上，一群背柴禾的小女孩在夕阳的余晖下正匆匆下山回家。其中有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孩，跟着大姐姐们上山玩耍。学着姐姐们的样子，她也象征性地“背”了几根柴禾，用细绳捆绑着拖在身后。出于童心的好奇，边走边玩，这里捡块小石头，那里摘朵小花，慢慢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她在一条小山沟里采摘野花时，她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小矮人正在一小块洼地里忙碌着，有人在赶着牛车拉东西，有人在匆匆赶路，还有人田地里割草……一幅热闹、繁忙地景象。她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着，蹲下身子观赏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当大姐姐们发现她被远远地落在身后，停下来大声呼喊她快点走时，她才缓过神来，一边盯着眼前的一幕，一边叫姐姐们过来看小矮人。由于她们急于赶路，更不相信她所说的什么小矮人，便停在原地催促她快点赶上。她又蹲下看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朝山下走去。据她讲，那些小矮人大约有30厘米高，衣着整齐，男女都穿着皮靴子。据她回忆，那是真真切切的事，她看得十分清楚，至今她依旧对其记忆犹新。

几天之后，她又领着伙伴来到那块小洼地，可这一次，她和伙伴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她曾多次给我讲述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国外类似的报道，才开始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宇宙浩瀚无际，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是这个广袤宇宙的小得不能再小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人类只是生活在三维空间中，为什么不可能有五维乃至七维空间的存在呢？兴许就在我们地球上的其他时空纬度里，还生活着其他人类，比如说，精灵小矮人。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探索的一步步深入，诸如是否存在精灵小矮人之类的谜团，一定会逐渐明朗起来。

 

流逝的记忆（11）：上学啦

在雀儿海住了一年后，父母意识到八岁的我该上学了，可是，我们所在的村落中虽然有几户汉族人家，却还没有设立汉族小学。当时，村里只有一所哈萨克族小学，开设一、二年级的课程。于是乎，父母便把我送进了哈萨克族小学，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汉族学生。早上走四里路来到学校，中午留在老师家吃饭，下午上完课后便匆匆往家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我记得很清楚，唯一的一间教室，没有屋顶，也没有窗户，好像也没有什么课桌和板凳。学生们从自家里带来小凳，把书本放在膝盖上听课。

小学唯一的一个女老师是本村人，很年轻，也就二十来岁，好像是叫乃兹古丽。她是我记忆里“老师”的最初形象：年轻漂亮、温柔体贴、平易近人。也许是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汉族学生，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我看上去蛮聪明、蛮机灵，她对我特别好，总是鼓励我、关照我，主动留我在她家吃中午饭。可以说，我是班里特别受宠的学生。我成天与哈萨克族孩子混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嬉戏，与他们一起打闹，讲得一口流利的哈语。单从语言上，已经难以分辨出我是一个汉族人家的孩子了。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曾有外村的哈萨克族老人问我是哪个部落的，我当时随口说我是”乃蛮“部落的。

大约一年之后，村里又迁来了许多汉人，不久便开办了汉族小学，开设小学1-4年级的课程。直到这时我才得以正式上学，由于年龄大，就直接进了二年级，错过了学习汉语拼音的机会。所以，我现在讲普通话，没有“四声”，发音不准，区分不开“马、骂、吗”等，不熟悉我口音的人还误以为我在讲外语。

这段上哈语小学的经历以及我从小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对我成年后的择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后来选择攻读民俗学再到现在的文化人类学，应该都与上述经历有关。

人的一生中，影响你命运的变数很多---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政治运动以及你所处的社会环境、你的家庭环境、你父母的职业、你身边的人，等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你人生与命运的因素，难道不是吗？

 

流逝的记忆（12）：捞鱼-烧烤-罚站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村里上小学时留下的记忆很少，也许是小学的生活过于平淡吧。总之，上小学时的人和事，能够浮现在脑际中的太少了。我在村里读了三年，也就是说，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三年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被老师罚站了。那时，村边的小河里有不少小鱼儿，每到夏季河水变小时，我们哥俩常常和村里的几个伙伴结伴去河边，用纱布捕捞小鱼，然后在河边生一小堆火，将小鱼儿破肚、洗净，串在树枝上烧烤。有时候由于玩得高兴，时常忘记上课的时间，我已记不得自己因上课迟到被老师体罚过多少次了。那时，老师体罚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受罚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外，往往一站就是1-2个小时。当然，被罚站的不光是我，有时候，教室里只有几个女生在听课，男生几乎都在教室门外受罚。有意思的是，如果哪个男生没有被老师体罚，和女生坐在教室里听课，课后，他往往会成为我们取笑和孤立的对象。这样，男生中最有威信的不是最听老师话的人，也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人，反而是那些受老师体罚最多的人。

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那个年龄阶段的男孩，正处于反叛权威的初期时段。他们往往喜欢周围的人关注自己，喜欢在同龄人面前表现自己。为此，他们可能会做出许多违背常规的事情。老师不让做的事，家长不让做的事，他们可能偏偏会去做。因此，如果老师没有一点心理学的知识，不懂得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而是单凭简单的体罚，可能会将那些反叛的学生推上岐途。好在我醒悟得早，离开村落小学后，我开始懂得用功了，否则，还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呢……

 

流逝的记忆（13）：村里来了个知青

上三年级时，从城里来了个知青，给我们当老师。他不像其他老师，他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们都很喜欢他。上课时，他会给我们讲许多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在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走出过小山村子的孩子们看来，从城里来的他太有知识了，好像什么都懂。城市，对于我们而言，是个遥远的梦，想象不出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他激起了我们对外界的好奇，给了我们儿时的梦想。他组织我们排练文艺节目，到乡里去参加比赛。从未见过大场面的我，第一次走上了舞台，在数百人面前表演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对口词“三句半”。从此，我开始梦想，梦想有一天自己能走出山村，走出大山，去看看山外山外的世界。现在想来，这个梦一直激励着我，直到有一天我真的走出了山村，走出了阿勒泰，走出了新疆，走出了中国，但这个梦似乎还没有终结……

他来时，村里没有什么树，学校四周光秃秃的。他来后，带领我们在学校周围种了许多白杨树。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许多村民也开始在自家的院落里种树。一年后，校园里有了绿色，村子里有了绿色。他还给村里带来了不少新的观念，那些眼珠子只盯着土地的农民们开始思想，开始重视孩子的学业。从此，一潭死水开始涌动，逐渐激起浪花；沉睡的山村开始复苏，开始萌动另一种活法的希望……

 

流逝的记忆（14）：从洪流中挣扎出来

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开始在农忙季节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替父母挣“工分”（对于大多数80后或者城里人来说，“工分”这个概念似乎听起来很陌生。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工资，不过是按日计算的。当时，大人劳动一天，可以挣10-12个工分；小孩一天可以挣4-5个工分），分担生活的重担。当然，我们干不了重体力活，但我们可以做些适合孩子们做的事。在那个年代，北方农村还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而是使用牛或者马作为牵引农具的动力。因此，每年春季耕种或秋季收割小麦时，那些头脑比较机灵点的小男孩都会找到一份比较适合小孩干的“工作”，即“牵引”领头的牛或者马。通常的情况是，小孩骑在一头牛或一匹马的背上，引领后边的牛或者马。是这样的，马拉收割机、割草机或者耕地的铁犁，通常需要三头牛或三匹马来拉动，前一后二。前面的那头牛或马，需要一个小男孩骑在上面，牵引后面的两头牛或马，被牵动的收割机、割草机或铁犁则由一个大人操作或把扶。如果是收割机，则将割倒的小麦用木耙子理顺，使麦穗基本倒向同一个方向，以便人们捆绑成捆，晒干后再运回麦场。这个活我干了两三年，农村的小男孩特别喜欢，因为每天都可以骑牛或者骑马。除了上述“正式”的工作外，“牵引”的活儿还需要在下班时牧马---用马绊子把马匹绊起来在草场牧放；上班前再把马匹找回来，套上马具。

有一年春天，村里的小河发大水，河水不仅湍急，而且深，没过了马背。有一天早晨，我牧放的马匹不知怎么在夜间跑到了小河对岸。我战战兢兢地从简易的独木桥上过了河，找到马匹后，只得骑着一匹马，牵着另外两匹马从平时车马过河的地方过去。当我骑着马走到河中央时，河水没过了马背，只留下马头在水面上，而我的整个下半身也都被淹没在水里。可能由于洪水太猛，我骑的那匹马拼命地往前游，而后面牵的那两匹马，死活不再往前走，而是拼命地往后退，这时我牵马的那只手又恰巧被马缰绳死死地缠绕住了，怎么也挣脱不了，结果，我硬是被拖下水去，无望的我还算机灵，迅速地抓住了马的尾巴，就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的稻草，前面那匹马愣是把我和后面的两匹马拉上了河岸。我趴在岸上，回头看着身后湍急的洪流，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我还活着……！

 

 流逝的记忆（15）：牛背上的快乐

除了做“牵引”的农活儿，农村的小男孩在秋收季节还和大人一起往麦场拉运麦子或往生产队里的草垛里拉草。麦子成熟后，先用马拉收割机收割，再将割倒的麦子捆成捆儿，堆放在一起晾晒，晒干之后，就可以拉运到麦场了。那个年代，拉运麦子的工具非常简陋或者说原始，即旱爬犁。这种旱爬犁，主要以黄牛为动力，其结构相当简单，用两根长约4-5米的圆木为辕杆，一头用牛简单的套具架在牛背上，另一头拖在地上，因两根圆木拖在地上，运行时会与地面产生摩擦，耗能很大。拖在地上的一端，会慢慢地磨损，直至不能再使用为止。

大人的活儿主要是在麦地里装爬犁、在麦场里卸爬犁。如果小麦收成好，麦场里的麦垛会堆摞很高，像座小山丘，这活儿小孩干不了。小孩的活儿只是骑在牛背上，往返于麦田和麦场之间，直至将麦捆全部运送到麦场。在乡间的小道上，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蓝天白云，孩子们骑在牛背上相互追逐，快乐之极，真是难以言表。这是城里的孩子永远享受不到也想象不出的快乐。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流逝的记忆（16）：星夜里偷瓜

记得孩提时，生产队里年年都会在村边的田地里种许多西瓜。每到瓜熟的季节，村里比较调皮的小男孩总会在夜深人静时三五成群地溜进西瓜地里偷瓜。由于常有人偷瓜，种瓜的农户往往会在地里架设看瓜棚，有的看瓜棚架设得就像观望台，看瓜人夜间就睡在上面，时不时地还用贼亮的加长手电筒四处照射，就像鬼子炮楼上的探照灯似的，那是我们最怕的。

凡是进过瓜地的人都知道，瓜秧根部都要培土，培过土的瓜地里到处都是一条条像小水渠似的瓜沟。为了不让看瓜人看到，偷瓜时我们常常匍匐在瓜沟里。有时候，由于白天没有事先踩点，不知道瓜地里刚刚浇过水或正在浇水，当我们偷偷地爬进瓜地时，便开始叫苦不迭。有时搞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水，活像个落汤鸡。回到家里，弄不好还要被父母狠狠地暴打一顿。偷到瓜还好，不管怎样心里多少还有点安慰，有点成就感。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这帮小孩刚爬进瓜地，就会被看瓜人发现。他会提着棍棒一边大声叫骂一边朝我们跑来，更糟糕和可怕的是，他往往会撒开看瓜的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经验是，分头向不同的方向跑，致使看瓜人或者狗不知该去追哪一个。一般情况下，看到我们跑开，看瓜人便不会再去追赶，可看瓜狗却不依不饶，往往会狂追不舍，直到我们停下来，拣起石块朝它抛去，它才知道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没脑筋的家伙，就知道认个死理儿。这就是狗，缺心眼儿的狗，忠诚的狗。据专家考证，早在人类游牧生活末期和农耕定居生活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养狗了。千万年来，狗一直都是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难怪人们常说，狗是人类最早最忠实最可靠的生活伙伴和朋友。

 

 

   流逝的记忆（17）：弟弟心里的阴影

我们家搬迁到生产队里时，弟弟已经五岁多了。第二年秋天的某一天，弟弟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跑到生产队里的玉米地里去玩耍。不知是谁的主意，几个小家伙，偷了地里的玉米棒子后，便在田边肆无忌惮地烧烤起来。就在他们叽叽喳喳地抢食着几乎烤焦的玉米棒子时，村里最红最红的贫下中农吴老头，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者，恰好从玉米地边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吴老头，除了老伴儿和一个傻乎乎的儿子外，几乎一无所有，是村里有名的“革命派”和各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他心目中，共产党无疑是他的再生父母，生产队就是他的家。看到有人偷吃他家里的东西，他岂能坐视不管！回去后，他便向生产队长汇报了情况，并建议要严厉地惩罚这几个胆敢偷吃他家玉米棒子的小家伙。在他看来，这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大事，含糊不得。

第二天中午，弟弟和其他几个小伙伴偷吃公家玉米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下午，这帮只知道好玩，只知道贪吃的小家伙，便被一帮大人拉到村里唯一的街道上，鸣锣开道，游行示众了。那天，街道上站了许多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这帮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哪里经历过这般场面，个个都被吓懵了。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几个玉米棒子，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像过街的老鼠，战战兢兢地跟着鸣锣的人走过那满是牛粪的街道。可怜这帮小家伙，连什么是政治还都不知道，就尝到了政治斗争的厉害。

那次游街示众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弟弟都闷闷不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的性格明显地孤僻了许多，似乎少了几分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和忧郁。毫无疑问，这次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抹去的阴影。现在回头看看，那是一个多么荒诞而又可怕的年代啊！

 

   流逝的记忆（18）：挖猪草、吃猪肉

农村小孩的童年经历与城里小孩的童年经历完全不同。他们从很小开始，就懂得帮助父母做事，不像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不但不会帮助父母做什么事，反而事事都要父母伺候。记得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会饲养一两头猪。村落里，学校下午放学通常都很早，4点左右就可以背着书包回家了。记得那时，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挎上柳条编制的篮子，拿上铲刀，去村落附近的草地上去挖猪草。猪草的种类很多，但我们挖的主要是黄花菜和苦苦菜。在夕阳的余晖下，孩子们三五成群地低着头蹲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一边说笑着班级里的趣闻一边挖着猪草，构成了一副人与自然、动与静完美结合的图画。

那时，由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村民们养猪并不是为了卖钱，而是用来过年的。这与2001年我去广西大桂山脉深处考察土瑶学校教育时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人们养猪就是为了过年。年除夕之前，各家各户便开始杀猪，准备过年。这段日子对于村民尤其是孩子们来说是一年里最开心的。谁家杀猪，左邻右舍都会或多或少吃到点新鲜的猪肉，但主要是头、蹄和杂碎。今天你家杀猪，我来你家吃，等明天我家杀猪时，你再过来吃。在偏远山村或山寨里，人际之间就是这样的，你来我往，有来有往，生活虽然穷苦，却也有其乐融融的一面。

一顿美餐之后，大人会把剩下的肉剔成块或整头猪放在储藏室里冷冻，以备日后慢慢食用。各地有各地储藏肉食的传统方法。在阿勒泰，由于冬天气候非常寒冷，冷冻便是最好的储藏方式了，不像在南方，储备冬肉还需要刻意去腌制或风干之后才能长期保存。

 

流逝的记忆（19）：走出村落

我读完小学四年级之后，他调到汗德尕特乡中学任教。作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我也随他来到十八里之外的乡中学读书，开始了漫长的寄宿生活。

那时，无论是城里还是农村，人们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到乡中学读书时，因为吃不起学校的饭菜，每个周五下午放学后，我便匆匆往家赶，走十几里山路，到家时已是繁星当空。周末，在家帮父母干些家务或力所能及的农活，周日，背上一周的干粮（主要是咸菜和玉米锅贴子，每天三个，每次至少要背14-15个）再匆匆往学校赶。夏天，由于天热，等到周四或周五时，剩下的锅贴往往都会发霉，难以下咽。冬天，锅贴虽然不会发霉，却冻得像个铁疙瘩，啃起来也十分费力。夏天，回家可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迎着西下的夕阳，一边走一边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就到家了；可到了冬天，回家可就没有那么浪漫了。有时遇到下大雪，尤其是暴风雪，脚下的路几乎被封平，白茫茫的一片，天地相连，几乎辨不清方向。那时，阿勒泰的冬天，降雪量很大，有时一次就可以下半米多厚的积雪。背着十几斤重的干粮，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向前爬行，两个小时的路程，有时要走4-5个小时，等赶到学校，早已累得精疲力尽。

当然，冬天走在回家或返校的路上也有快乐的时候。如果只是下雪，走在白茫茫的世界里，与伙伴们打打雪仗，在雪地里相互追逐嬉戏，或仰天躺在雪地里，张开双臂，叉开双腿，在洁净的雪地里“印”上自己的身影，也蛮有乐趣。